但这一切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经历了太平教风波之后，晋中的煤商势力大受打击，几乎所有煤商大户们都不得不逃离躲入燕京避祸，而太平军一掌握了晋中控制权，便将这些煤矿收归太平教所有，但由于大量熟练工人的逃离以及加入了太平军，加上煤矿主的避祸远走，绝大部分煤矿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而煤矿的销路也随之中断，晋中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鸡肋。没有了销路，这煤矿几乎就毫无价值，煤炭也就和泥巴石头没有太大区别，缺乏经济头脑的太平教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除了战斗和野蛮掠夺外并不会用其他办法来弥补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偌大一个资源丰富的晋中府在他们手中竟然无法从中获得多少资金支持。

太平教的崩溃似乎又为晋中煤商势力的卷土重来带来一线希望，帝国大军重新恢复了对晋中的控制似乎预兆了这一点，大批潜逃到燕京的煤商们又纷纷回到了家乡，煤矿开始陆续复工。但是现实往往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随着帝国中央控制的军队大规模扩编，而帝国中央财政明显无法支撑这样庞大一支军队，尤其是在东海和江南先后断绝向帝国中央缴纳财税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尤其严重，虽然帝国中央财政也还有些老底，但多达七个军团的军队根本不是紧紧控制了一个中州外加一个晋中的帝国中央能够负担得起的，但在面临其他几方的压力之下，帝国中央又不敢拆撤几个军团，要想维持下去，不得不只有把这些问题转嫁到工商阶层来。

于是煤商们现在就成为最主要的捐输对象。按照帝国中央的想法，晋中不但要负担起驻扎在晋中的一个军团军费，而且还要负担起另外一个军团的开销，这相当于要让一个晋中府承担两个军团的支出，纵是晋中再富庶，煤商们再有钱，也不大可能接受这种结果，其结局就是煤商们拒绝缴纳，而驻扎在这里的军队索姓就实行军管，取代政斧强行收取各种税收厘金充作军费，而这也导致了当地煤商们与军队关系持续紧张，煤商的后台们也不断在朝中发难，攻击军部对军队管理不力，军队搔扰地方，导致民怨沸腾，而军部则以国事为重，财政无力养活军队，不得不饮鸩止渴，采取这种手段来募集资金维持军队存在。好在当今陛下已经不大理政，许多大事情都由几名朝中重臣应对解决，而最终的解决还是只有和稀泥，让军方一面申饬驻军，减轻晋中民众负担，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士绅民众理解当前政斧的困境，暂时忍耐一段时间。

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让煤商们所接受，尤其是在燕京有着强大背景势力的煤商更是如此，于是一部分煤商开始转向西面的河间、龙泉和黑山投资，而另外一部分则开始公然拒绝缴纳捐输，直接引起了双方的冲突，晋中局势也曰益不稳。而这一次之所以突然进行军队布署调整，一方面固然是加强燕京外围防务，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已经相当恶劣的军民关系，至少调整了布署之后，新来的第四军团也可以重新建立一种相对缓和的关系，当然这只是军务总署一厢情愿的想法。

煤商们希望回到以往的景况，然而帝国多达七个军团的大军由必须要由人来承担军费开支，鉴于近一两年来持续的旱灾已经让农民吃饭也难以维系，要想让农民来承担这样的一笔巨额费用只怕就会立即引发农民的暴动，帝国高层经过反复思虑还是只有将这笔开支算在商人们头上，尤其是顶着晋商这道光环的煤矿主们。

应建明和他的上司第四军团军团长许向阳都清楚这其中的关节，之所以许向阳宁肯自己在燕京遥控指挥也不愿意直接驻守晋中，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愿意直接面对那些煤矿主们的发难，要知道这些煤矿主们背后都有着莫大的靠山，许向阳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渡一下，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燕京高层这些高官们关系弄得太疆，这些走钢丝一般的难题便一股脑儿的推到了全面负责晋中府城防务的应建明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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