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