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真说起来，如今的禅学也高度儒化了。佛儒之间不是更加对立了，而是更加接近了。因此，柳宗元的儒佛汇合论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和不断吸收新的异质文化趋向礼富化的大方向，比起韩愈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更为博大和具有进步性。不过柳宗元也像韩愈那样，毕生用力最勤的仍是诗文，除了《天说》、《天对》颇有特色外，他对于儒家的心性之学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因此也很难在佛儒会通上做出有创造性体系的理论贡献。

柳宗元对于宗法等级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需要以儒学为中心这一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儒门面临的理论危机缺乏紧迫感。要知道，此时的儒学确实处于困境，若不掀起一个理论研究的高潮，若不重新对儒家学说大力整顿、对儒家精神大力阐扬，那么在儒佛交流时，儒家非但不能援佛入儒，还有被佛学吞没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柳宗元又不如韩愈清醒。所以韩与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补的一面；韩愈着重显示佛儒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柳宗元着重显示儒佛之间的一致与融合；儒佛之间又斗争又融合，推动着儒佛关系的发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趋势，儒佛对立是支流，历史上这一支流此后越来越减弱，再也没有发生像韩愈那样激烈的反佛事件。

李曜在这里听得入神，里头的名流大儒们也渐渐争论得越来越激烈了。

崔远正说道：“若说昌黎先生不如柳河东，某实不敢苟同。昔者韩昌黎称李公习之[注：李习之就是李翱，其字习之。]曾为其弟子，李习之公对儒、佛之研究，未必逊于柳河东。”

这次却不是裴贽接口，而是裴枢接过了话头，哂然一笑，道：“崔相公说笑了吧？李习之如何便成了韩昌黎的弟子？侄女婿就能算弟子么？”

崔远道：“昌黎先生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近李翱从仆学文’，既然是从他学文，自然是他弟子，却有何疑？”

李曜在一边也颇为奇怪，据说裴枢读书比裴贽还要用功，按说不该弄错这种问题，后世各种资料不都说李翱是韩愈的弟子么，难道裴枢有不同看法？

不料裴枢还真有不同看法，他淡淡一笑：“读书习文不能偏颇，否则便会一叶障目。”然后微微一顿，道：“《与冯宿论文书》写于贞元十四年韩昌黎三十一岁时，一年后，韩昌黎在《与李翱书》一文中又说：‘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又曰：‘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试问崔相公：既称‘子之爱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此乃为师者对弟子说话的口气吗？”

李曜在一边刚听崔远说韩愈曾将过“近李翱从仆学文”这话，正以为他是真以李翱之师自居，这时听裴枢引用的这话，却从称呼到语气却都对李翱充满了感激、尊敬，不但没有把李翱当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评，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师似的。李曜对这些掌故哪里有崔、裴这等世家大族的佼佼者来得熟悉，闻言只能默不作声，继续听他们辩论。

果然裴枢并没指望崔远回答，而是继续道：“韩昌黎对李习之的尊称、尊敬不是偶一为之，更不是一时发昏。例如，又过一年，即贞元十六年，韩昌黎在《与孟东野书》曰：‘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眼看就要成为他的侄女婿了，还要称‘习之’，何解？”

这话让崔远听后皱眉不语，李曜心中暗道：“其实这话可以认为是韩昌黎的谦虚、稳重，或者处事低调。不过话说回来，唐人的称呼惯例正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说‘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韩愈如以李翱为弟子，又何须称‘习之’呢？”

裴枢见崔远不答，嘿嘿一笑，又道：“崔相公不答，想是嗤之以鼻？那好，某再举一例：李习之《答韩侍郎书》中说：‘还示云：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此言取人得无太宽否？’这‘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是韩昌黎在信中称赞李习之的话，此话不仅把李习之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称李习之为‘公’，‘公’是何意，崔相公不至于不知道吧？”

李曜在一边听了，一边心中惊讶裴枢的学问研究果然很深，一边又觉得此人的性子确实比裴贽张狂不少。“公”的意思，李曜都清楚，崔远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洪迈《容斋随笔》之《续笔》卷五“公为尊称”条有如下解释：“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谓年之长者曰公”。所以裴枢这个例子找得非常准：李翱不比韩愈年长，而比韩愈小六岁，韩愈应按照唐人的规矩，也按照他自己称呼其他后学的一贯做法，称李翱为“足下”或“吾子”才对，现在却称为“公”，如此反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不能凭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评就断定李翱为韩愈之师，但可以断定李翱绝非韩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断定，韩愈自己也绝不认为李翱是他的弟子。

崔远这次不得不答了，只好反问：“若如阁下高论，那么‘李翱从予为文’之语，又该如何解释呢？”

裴枢哈哈一笑，道：“原本这个问题应当问韩昌黎，但韩昌黎的说法只会让后人一头雾水，某意，还是看李习之怎么说吧。”

他捋须道：“关于李习之究竟是韩昌黎弟子还是朋友之惑，通检《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写于韩愈生前，一篇写于韩愈卒后。”

在座诸人见裴枢如此强闻博记，也不禁动容，各自肃然，听其论道。裴枢道：“其一《答韩侍郎书》，此文是批评韩昌黎的，认为韩昌黎奖掖后进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韩昌黎为兄：‘如兄者，颇亦好贤。’其二《与陆x书》[注：中间一字失考，可能遗失了。]是称引韩昌黎的：‘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三《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仍然是称引韩昌黎的：‘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由。’并为张仆射未能得到韩昌黎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昌黎‘待予以友’。诸位贤良，师道之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昌黎果是李习之之师，李习之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

这一点李曜完全理解，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都称父、母、师为友。

裴枢这一说，倒是让李曜想起来了，后人也不是没有为李翱究竟是不是韩愈弟子之事疑问过。毕竟，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至少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

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谁料崔远面色涨红，抗辩道：“李习之久有自负之名，此公或许之事未曾谨守弟子礼仪罢了。”

裴枢眉头一扬，轻哼一声，道：“李习之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昌黎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昌黎当作师尊。”此人的确强闻博记，此时又举例道：“崔相公说李习之自负，这本不错，然则刘宾客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中曾记述李习之的自负语，其言：‘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想来崔相公便要以此为佐证了？”

李曜忽然意识到，裴枢这话绝对是在给崔远挖坑。他记得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湛渊静语》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耳”。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这是文化上的，也可以说小一点，是文字上的本事。而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寄从弟正辞书》则也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

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而欧阳修则偏偏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不过这些东西李曜知道，裴枢自己就是“古人”，却是没法以后人的观点来驳“古人”了，但他却找了另一方面的佐证，接着道：“从韩李年谱可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习之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河东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昌黎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习之当年未必看得上韩昌黎，更不用说拜韩昌黎为师了。某这般说，并非以小人之心来度李习之之腹，须知国朝士子早有此习气。”

什么习气他不解释，在座众人谁不了解？不过李曜只能想起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李曜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要不然早有人骂他了。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而《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李曜一时就难得细思了。

但就算以他的水平也知道，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过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性得到加强。

想到此处，李曜不禁摇摇头。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不过他也知道，自古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欧阳修甚至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这话显然说得太过了，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这个问题解决了，李曜却又有一事觉得迟疑，崔远忽然把李翱扯出来且放在韩愈一边，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就算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看也没用，李翱其实算起来也是偏向儒佛并存的。

毕竟李翱因为他与韩柳是同一时代又稍晚，所以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显示了第三种新的途径，即在理论坚持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创造性地吸收佛教哲学，把儒学的思维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于宋儒的影响比韩柳更直接、更深刻。

从根本上来说，李翱同韩愈一样，也以阐扬和扞卫孔孟之学为己任。他认为六经之旨是“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但他比韩愈的民本思想要多，不像韩愈那样一眛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和奉献，说什么“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类的剥削压迫有理的昏话，而强调爱民惠民。他常常直言不讳，上书言事，抨击弊政，触犯权贵。他建议皇帝用忠臣、摒邪佞、改税法、绝进献、宽租赋、厚边兵、开言格。比如《平赋书》指出：“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政权最可怕的是“百姓之视其长上如仇仇”，“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任卢州刺史时，才会下令调查豪室田产，收其税万二千缗，缓和了受灾地区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由此可知，李翱是一位典型的儒臣。

但李翱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援佛入儒、以儒融佛，自觉意识到要“以佛理证心”，即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并且写下了着名的《复性书》上中下三篇。《复性篇》以孟子性善说和《中庸》性命说为依据，吸收禅宗“见性成佛”的观点和“无念为宗”的修习方法，建造了自己独特的“性情论”和“修身论”。

李翱认为《中庸》是“性命之书”，其“天命之谓性”揭明性命之源。以人性而言，“人之性皆善”，“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这一论点同于孟子的性善说而异于韩愈的“性三品”说。既然人性皆善，何以有善人恶人、凡人圣人之差别呢？《复性书》认为平常人的本性受到七情的迷惑，善性得不到表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他形容善性被七情所遮蔽，好像清流为泥沙所搅浑，明光被烟雾所笼罩，“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人皆有圣人之性而不能成为圣人乃在于为七情所掩，那么要想成为圣人则不必向他处寻求，只需去情复性就是了，这就是题名《复性书》的涵义。

这一说法与《中庸》、韩愈有异而近于佛教。《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后来理学家朱熹的解释：“其未发，则性也，发皆中节，情之正也。”韩愈论情也强调适中，都认为情有好坏之别，不是全盘否定情。韩愈分“情”为上中下品：上品之“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中庸》和韩愈的论情，符合儒学的正统观点，《毛诗序》就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主张节情而不主张去情。

《复性书》认为七情都是恶的，将情与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去情复性。虽然有时也讲“情有善有不善”，但所谓的善情仅指一种超脱喜怒哀乐的圣人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圣人之性，所以它说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情者，妄也，邪也。”其基本倾向是把人情看成邪恶。

《复性书》所说的人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佛性；所说的人情，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无明；所说的复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见性、觉悟。其中“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这很接近禅宗的思想：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性，成佛之途，只在断执去惑，由迷转悟，恢复本心，所以必须斩断一切情丝，禁除七情六欲。

但在如何复性的问题上，李翱却又不主张顿悟，而主张渐修，故复性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又要“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才能“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

他认为《中庸》所说的“至诚”，就是指这种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圣人的精神一方面“寂然不动”，另一方面又“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李翱所阐述的弗虑弗思、动静皆离，就是禅宗所谓的万缘俱绝、妄念顿尽、无念、无住、无相，同时又是儒家的至诚、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圣人，是儒家圣贤与佛教佛陀合而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样高超空灵，其道德行为又要像儒圣那样切实广大，这种理想人格已经与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构想有所不同了，渗入了佛陀的精神。

当然，李翱的《复性书》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体论”与“心性论”的礼富内容，未能充分展来，不过他毕竟开始扬帆起航，为宋儒作出了榜样。李翱对儒学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这与韩愈相同。）的同时，还着力阐扬《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性，则专以羽翼《中庸》。”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宋明理学家高度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将它们列出来，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用以阐发心性之学。淳熙中，朱熹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四书》，取得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朱熹以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如此《四书》的重要性几乎要超过《五经》，而其首倡之功则在韩、李。

总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韩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认真实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个环节上的“三个代表”？韩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复兴和占主导地位的必要性，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然性，李翱的作用是实际地进行儒学消融佛学的尝试。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